罗兰·巴尔特中国行

作者:禾刀

来源:

发布时间:2012-03-23 20:59:44

摘要:罗兰·巴尔特中国行


■禾刀

   1974年4月12日,当受邀访问中国的罗兰·巴尔特抵达北京后,落入眼帘的第一幕是“年轻的军人:对一切都面无表情,微笑”。
    历时23天,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西安等地,参观了工厂、学校、居民区、革命遗址、书店等等。虽然历时之长,抵达地点之广,参观单位之多,但随着机械式地重复,特别是填鸭式地灌输,罗兰·巴尔特越来越反感这种被严格规制化的僵硬生活:重复下的俗套,堵起胸中的块垒。越是往后,越有一种只是地点、人物和空间的简单流转,一切晃若先前。
    这是怎样的一种程式?从罗兰·巴尔特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一成不变的格式:路线预先设定、导游的宣传、受参观单位领导字正腔圆的理论灌输、解说员总是拿新旧社会对比搬出大堆数据的陈词滥调、工人或居民一致地高觉悟拥护。所有的一切,就像是早就排练好,就等着参观者前来“欣赏”,看不出一丝纰漏,当然干涩的程式化让人感觉味同嚼蜡。
    很显然,1974年的中国,审美观已经遭到严重扭曲。公众那原应当丰富的审美情趣,被简单和一致所取代。至少在罗兰·巴尔特这些外国参观者眼里,所有人只是按照既定程序,做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规定动作。他们努力表达和最终呈现出来的,事实上除了俗套外毫无审美情趣可言。
    罗兰·巴尔特的日记特别擅长观察外表,看似三言两语,却将场景气氛概括得一清二楚。这些外表包括衣着颜色的单调(除了军装绿就是作为工作服的海军蓝),还包括表情的单一,刻意渲染的仇恨或欢笑,严重扯动着脸部肌肉。正是对外表感受至深,罗兰·巴尔特对话剧也没忘记幽他一默。观看的那个话剧《杜鹃山》,“不仅对话夸张”,还“过分化妆”,从外表看已经严重扭曲。
    这种审美的扭曲不仅仅表现在成人社会,还不可避免地波及孩子们。孩子们努力表演着那些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称的节目,“儿童就像是为成年人演出的节目”。由此,罗兰·巴尔特又深深感到,“被儿童化的成年人。被成年化的儿童在使成年人儿童化”。
    每个人的脸上总像罩着一层面纱,而在这层面纱的后面,才是他们真实的面孔。书的菲页撷取了日记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白天做什么?他的房间是怎样的?他在想什么?
    最可悲的莫过于,面对这样认知颠倒是非错位下的滑稽,局外人一目了然且倍感不适应和郁闷,作为局内人的那些被参观者,到底是真的不知自得其乐,还是因为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罗兰·巴尔特并未给出最为直接的答案,他只是想凭借尽可能的事实呈现,让读者从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同是局外人,晚清时在中国呆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情》一书中曾写道:中国人表面上很有勇气,其实是一群戏剧化的人。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做剧院里的演员。无论中国人做什么,其意识中都是为了在表面保存脸面不受责备。可惜史密斯没有预见未来的“神通”,如果他有幸穿越到罗兰·巴尔特访问中国的这个年代,面对这些程式化的“表演”,他真会继续得出,戏剧化的中国人只是因为脸面不受责备的结论吗?
    罗兰·巴尔特不厌其烦地用“俗套”来概括他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俗套,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够真实,不够真实是因为他们面临随时可能降临的恐惧。而还原真实的生活,就必须消除这样的恐惧。而消除这样的恐惧,首先就在于权力的祛魅,让权力回归于正常逻辑水平。这种回归意味着什么?一是力量的平衡与制约,二是群众的严格监督与体系的科学淘洗。很显然,这两点在那个年代难觅影踪。
    用今天的眼光看去,1974年的中国是一个无处不显僵硬的时代。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里,人们的精神领域实际上正在遭遇现实的幻灭。狂热的精神崇拜过后,日益稀缺的物质生活浮出水面,实际上正严重困扰着许多家庭。特别是那些因为政治原因遭到迫害打击者,正处于深重困苦之中。当“异见”、“异己”者被严加打击,当权威不受制约,威权便成为了凌驾社会一切的“杀威棒”。在威权面前,慑于随时可能面临的恐惧,每个人只能顺应“潮流”,努力隐藏自己的真实面孔。不过,显然这样的隐藏并不能真正改变社会的现实,也不可能轻易蒙蔽那些远道而来、审美伦理本当正常的局外人。
    事实上,在结束本次参观后,罗兰·巴尔特便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名为《中国,没有乌托邦》,或许,这才是罗兰·巴尔特的中国之行的真正“收获”,也是本书对读者的真正启迪。
(本文作者系独立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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