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时刻：中国不回头

徐立凡

   回过头来看，温家宝总理任期内两会期间的最后一次记者会，就是最高决策层为历史去魅，为改革张旗，为热点事件脱敏的时刻。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无数目光锁定了随后举行的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人们在等待，对于过去9年的总理任期，他会做什么样的自我评价。人们还在等待，对于中国现实情境中的若干重大宏观事务和焦点问题，他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最高行政首长与公众点对点式的交流，提供了最感性、最直观的政治图景。
    3个小时的见面会之后，一种振奋情绪似乎再次开始在全社会激活升腾。
    毋庸讳言，振奋，是一种正在流失的共有意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感受到了改革红利。拜此赋予，既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命运，还自近代史来第一次让中国重归世界权力体系，在国际社会的秩序排列中从边缘攀升到了中心位置。
    但是，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入世红利也在以加速度的方式消耗。改革为今天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和精神总价值，已呈现边际效益递减之势。表现在经济形态上，是要素资源的渐趋枯竭和过高的集中度，这尤其集中在环境的持续恶化、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和民营金融与实体经济困境的深化。表现在财富形态上，是初次分配落差的扩大，二次分配中普通民众获得财产性收入的空间趋于逼仄，人道慈善事业发育缓慢，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长，这尤其集中于社会对于收入分配改革、二次股改和公平正义的高度关注。
    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许多领域应该进行的锐意进取、大胆改革，被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庸人思维替代，暮气皑皑。
    不仅如此，对于中国现实情境的判断和发展路径选择，也趋于分化。文革式话语的卷土重来，证明着这种分化的锐角有多么大。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两次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其音振聋发聩，其意深远——“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社会和经济结构沧海桑田的今天，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演吗？中国还有回头的危险吗？
    这其实是两道算术题。题面是：一是社会总财富的持续积累能不能自行消解经济和社会矛盾？二是改革是否是历史自有规律，人为的创造性、勇气只起次要的配置作用？
    第一道题，1993年邓小平在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已经作了回答：“现在看来，发展后的问题更大”，“收入分配差距，迟早成为大问题”。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总财富的积累过程倍于此前任何时期；然而，与此同时，社会矛盾也进入高发作期。事实已经证明邓小平的预见：财富积累不能消解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反而会加剧矛盾的等级。第二道题，受保守文化、思维惯性、既得利益等多重掣肘，改革从来不是历史自有程序，而必须靠人来发动。这同样也为过去30多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历程验证。
    近期，围绕“国企垄断”、“吴英案”、“刑诉法”、“政府财税增长过快”等等一系列争议，固然体现了民主政治应有的充分协商和博弈的特征，但也从中可以看到，不论谁是谁非，对于利益关系和权利关系的调整，有多么艰难。
    近年来许多事实证明，改革动能一旦减弱，利益关系的疏通和平衡就会极其困难。改革不能坐等，只能主动为之，无论多难。这也是温家宝记者会上的主要着力点。
    改革就是对历史教训的铭记和对其实践的否定。——温家宝对于文革重来的警告和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两次提及，就是站在历史视角对照现实改革的价值。
    改革必须整体进行而不能单兵突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再次发出了政改呼声。其实，最高决策层对此一直有清醒的认识。201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撑，改革就可能异化，就可能偏倚，将制度性解决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难题的时间无限推后。政治体制改革，是最迫切的顶层设计。讳政改如忌医，只会让改革成果耗散殆尽。
    改革是个动态演进过程。——记者会上，温家宝对于吴英案、促进公平正义、收入分配改革等问题的阐述，表明两点：一是对于现实形势的判断，不能以静止的不变的标准衡量，而需要用动态的变革的态度面对，并提出破题路径方案。这也符合改革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设计目标。
    这次3个小时的记者见面会，不仅时间上为温家宝两会期间见面会最长，在社会上产生的震动和共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不是简单的总理告别预演，实际上是最高决策层又一次对历史去魅，对改革发出总动员的时刻。
    改革，不能局部发生，不能少数群体参与，破除坚冰，需要凝聚多数社会力量。两会前后，本报集中力量，对于吴英案、减税、二次股改做了全方位的主题报道和深入分析，也是扩大改革动能的滴水之功。
    《孟子·滕文公下》载：孔子著完《春秋》后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温家宝在总结过去9年政府工作，自述心路时，引用了这一掌故。这同样适用于每个人在今天中国的位置定位：中国不能回头，春秋待书。知我罪我，春秋待书。（作者为本报总编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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