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Ⅱ：心本绝尘

今天的李连杰回到了尘世的生活，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他觉得自己作了一个遵从内心的选择，与过去的自我和眼前的众位说声再见，优雅地告别。他要暂别镁光灯。他要继续前行了，向着内心深处最广阔的天地。
    那情形像极了一则寓言，有一群人在海边忧伤地向扬帆出海的船只告别，船影越来越小，只剩下桅杆顶端还看得见，最后连桅杆也消失了，人们忧伤地低语：“他走了。”然而就在此刻，在遥远的某一方，另一群人正张望着海平面，他们看到了同样的桅顶，一起欢呼着：“他来了。”

一入江湖岁月催
    八年。
    1982年到1989年。
    19岁到27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意味着大半个青春。那样的年华本是人生最绚烂的季节，可对李连杰而言，那八年却是一段并存于脑海中或压抑、或迷惘、或失落，甚至有些残酷的回忆。
    那八年里，他刚刚脱下《少林寺》里小和尚觉远的僧衣，就在训练中摔断腿，彻底告别了专业的武术生涯。他第一次看到一张600万的支票，香港老板拿着它请他拍两部电影，领着一天1块钱片酬的他兴高采烈地汇报给单位领导，却被一瓢凉水泼下来，“没有国家哪有你”，“钱得交给单位”。
    挫败感接踵而至，与《南北少林》导演刘家良的冲突差点让他彻底远离电影圈；第一次尝试当导演时，却遭遇《中华英雄》票房的惨败与怪病的困扰。
    那八年里，他不再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演艺界新星。他跌落到人生的谷底。武术练不成了，但他还是摇钱树，单位把他作为外派人员转租给香港银都机构5年，条件是李连杰“每拍一部电影，单位就有5万块钱的收入”。他反抗，但反抗的结果是，“给单位打了5年的工”。
    他“完全没有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他开始怨恨起那些控制他的大人们，还有把他紧紧束缚住的单位体制。他跟所有满怀理想又怀才不遇的年轻人一样拼命地挣扎和努力，试图换来这个冰冷的世界的一点点温暖。然而现实却一再让他失意，一度心灰意冷的他，第一次直接对单位说“不”，远赴美国，靠教拳谋生。虽然在美国也拍摄了《龙在天涯》、《龙行天下》两部电影，却依然未能引起关注。那是一段灰色的时光，不满30岁的李连杰开始慢慢体味隐忍和谦逊，由此也开始理解无畏和坚强。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这首诗是电影《东方不败》中属于李连杰的令狐冲在月光朗照的山顶，和着东方不败的箫声吟诵过的。
    坐在我对面的李连杰一袭灰衣，风尘仆仆，比《功夫之王》的“悟空”明显消瘦了许多。他比想像中矮一些，却拥有一种无形的气场，这气场特别凶猛，异常强大。他认认真真地思考、作答、皱眉、朗声大笑，虽然眉眼间还是有掩饰不掉的奔波和疲累。他大谈“慈善产业化”、“工业与商业”、“公信力”、“透明度”、“可持续性”，还有挂在嘴边的“博鳌”、“达沃斯”、“站在月球看地球”。
    他努力把自己面临的处境看得清楚明白，同时展示出无所畏惧。他知道在中国做慈善需要勇气和豪情，所以他一点一点地用专业的审计、规范的制度来扭转人们对慈善机构一贯的不信任。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而他则显现出大将风范。
    拍《投名状》的时候，“壹基金”正在草创。那部电影和这个基金几乎是同步成长的。与“慈善大侠”的角色不同，李连杰在那部电影里饰演庞青云，一个被兄弟杀掉的背叛者。电影拍摄期间，他每周末返回上海宣传“壹基金”。“其实我一点不分裂，早就通了，所谓白天杀人晚上帮人，这话不过是我嘲笑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说。
    李连杰的幽默是北京式的。他不敷衍，也不妥协。他拒绝回答那些不想回答的问题，真正有兴趣的话题则滔滔不绝。他的率直得到了一些掌声，也有一些人会表示出不满。
    访问者：最想成就的那种人是什么人？
    李连杰：其实从小的目标都是大人给我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只是说，帮妈妈分担点负担，做个好孩子，做个争气的孩子，让妈妈觉得骄傲。
    上世纪70年代，学校老师告诉你，你要成冠军，你是要培养的，你代表着西城区，你代表着北京市800万人民的众望和希望。11岁的时候，你代表10亿中国人民去到美国访问，到很多地方访问。我那时候走遍了40多个国家，五大洲都走遍了，你代表着中国人去做很多的事情。真正的我是什么？其实不知道，到成长了以后，才再思考我是什么。40岁之前，我是以自我为中心，40岁之后，我开始消灭自我。
    李连杰相信，有所成就的人无疑都具备巨大的野心和完全属于自己的强大个性；他也相信财富是一个累积与消散的过程，但决不是终点。财富可以让人从容，李连杰从来不否认“整个1980年代，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而如今，也正是财富把他多年的狼狈和财务不安全感彻底消灭了，还给他自由，还给他平静，让他接近一种纯净的、无焦虑的状态。
    “40岁以前，我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为了我的家人和自己拼命赚钱；但40岁以后，我发现即便是不工作，下辈子吃喝的钱也够了。这时，我就开始关注大我。”李连杰在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
    李连杰的个性其实和演艺圈有差距。做“壹基金”以前，他除了必要的电影宣传之外，很少在媒体上出现。
    他说从1997年皈依佛门后，开始真正用力去思考人生。“其实，那时候我想退休了，我不想拍电影了。我发现，物质不能带来快乐，我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什么才是幸福快乐的指数？我看到身边有许多人，拥有上百亿、上千亿元的金钱，却依然有痛苦。堵车的时候，大家都焦躁；要奥运了，扫大街的人、监狱里的人、有钱人、没钱的人，大家都欢呼。那么，痛苦、快乐、幸福到底是靠什么去建立的呢？所以我开始学佛教，在每部戏的间隔都去学习。后来我基本上了解了一个道理：你要幸福快乐，必须知道痛苦，知道了痛苦如何产生，才能去消灭它。”
    访问者：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李连杰：我信奉佛教。
    访问者：你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李连杰：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了解生命的价值，了解生命、爱、朋友和家人。
    访问者：电影带给你的除了财富、声望和人生经历外，还带给了你什么？
    李连杰：电影现在对于我只是一份工作，它提供一个平台给我，让人们愿意听我说什么。
    访问者：“壹基金”的这一年，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连杰：没有什么变化，我在拍《霍元甲》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只是大家听不懂。我要讲的都在里面了。以后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或者业余爱好啦。接接戏拍一拍，我的精力和心愿都是在做“壹基金”了。
    导演徐克是他生命中的第三个贵人，他们也是一辈子的兄弟。在他的生命里总是不乏这些贵人的出现，比如之前的武术教练吴彬，还有《少林寺》的导演张鑫炎。偶然，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黄飞鸿》是他的翻身之作，不但令传统“黄飞鸿”题材的电影重生，也使李连杰达到了明星生涯的顶峰。
    徐克形容李连杰：“你根本就是弄了一个现代的外壳，整个里面都是古装的，活在历史古装里面的思维方法。”
    比起黄飞鸿，李连杰认为李时珍更符合他心目中英雄的形象：“我演过很多英雄，方世玉、黄飞鸿、洪熙官、张三丰……但是在我心目中，英雄的定义很难。黄飞鸿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有思想的武术家，我更尊重的人是李时珍，追寻自己的理念，不断去尝试各种草药，可能某一种有毒就会死，但他并没有因为尝出一种新药品就创公司赚钱，而是不停地为减少他人的痛苦而尝试。”
    他喜欢用这样一首布袋和尚的诗形容如今看待是非成败的态度：“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无常
    经历过印尼大海啸后，李连杰常常会在离家出门前跟太太利智打招呼：“我这次出去，不一定会回来啊。”他禅修中的很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学习面对“无常”，假想活在死亡的边缘，将每天当做最后一天去对待，“这样便会更珍惜活着的感觉，天天也很快乐”。
    许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明白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更不懂得该如何去生活，距离我们最近的这次汶川地震却以它特有的残酷提醒我们，活着，仅仅是活着，简简单单、平平淡淡，才构成了生活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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