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度大范围减税是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疾呼

来源：

发布时间：2012-03-02 21:18:39

摘要：大幅度大范围减税是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疾呼

李剑阁全国政协委员、中金公司董事长

   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10至20个百分点。这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所罕见，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在我国，财政收入大约占GDP的20%，加上即将纳入预算的大量预算外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更高。由于财政收入宽裕，政府投资和社会福利开支也大幅度增长。这确实是十年来我国经济可圈可点的亮点，但这可能恰恰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这十年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税改初期有额外增收可以理解为“拾遗补漏”，但是多年一直大幅度偏离就不能认为是常态。现在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值得推敲。GDP的攀比之风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批评，而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却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目前的《预算法》不允许政府自设税种，却允许无限制地超收，不允许政府对预算内收入的自由支配，却不禁止对超预算收入的自由支配。由于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各级政府超收超支的冲动，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得不到切实有力的法律保护。
    去年陆续出台多项税改措施，涉及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及关税等多个税种。这些措施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轻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但力度还远远不够。当前，我国经济上存在许多“内忧外患”的紧迫问题，我觉得无论从应对危机，还是从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等各个方面看，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一、尽早修订并严肃执行《预算法》。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的预算和财政收支，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应该用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政府的收税权力。税收不是越多越好，政府财政开支的总规模应该与政府经济权力的法定边界相契合。目前用税收作为限制和禁止某种经济社会行为的手段，有过于泛化的倾向，建议加以纠正。建议规定扣除CPI后税收的增收幅度。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政府应该解释预算偏差的原因，对超支部分要做认真如实的报告。根据这些原则，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整个经济会出现新的局面。
    二、继续减轻居民税收负担。自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就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增长。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这十年时间总共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中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55%下降到目前的略高于40%的水平，对应的则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从49%下降到约34%。目前企业利润并不丰厚，只有减税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让广大民众最直接受益，推动经济转型。
    建议尽快实行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简化个人所得税率档次，降低最高税率。这样可以减少资本外流、海外移民，减少避税，而且能够扩大税基，增加税收。另外，建议迅速降低进口高档消费品的税率，把境外游的购买力吸引到国内来。目前，我国游客在境外“扫货狂购”的现象，不仅扭曲和丑化了我国人的形象，而且普遍降低了国人的旅游品位，损坏了旅游者的兴致。
    三、尽快免除小额纳税人的负担。小额纳税人的税费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部分。尽快免除其中的绝大多数，鼓励自雇型就业，可以“解放”一大批低收入者，造就一批中产阶级，动员一批拿着低保的闲散劳动力加入就业，缓和城管、税务人员与小商小贩的矛盾冲突。
    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在日本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自雇型的小微企业十分繁荣活跃，遍布在零售、餐饮、旅游、维修、物流、理发、美容等各个行当。在日本可以经常见到做拉面、小点心的经营几代人的夫妻店。有时人们会问：永和豆浆（面向大众）、鼎泰丰包子铺（面向中高端消费者）等在台湾并不是连锁网络，为什么在大陆却能够成为风靡一时的品牌？而内地的业者为什么就难以施展？我认为，原因是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港澳地区亦然）对自雇型企业有一系列的包括税收在内的扶持政策，使得独门独户、各具风味的餐饮得以充分竞争和发展，大大压缩了市场垄断空间。而在大陆，小本经营的业者受到各种税费和监管的挤压，生存极其困难，而只有培育出大批自强自立、敬业乐群的家庭企业，社会才能安定祥和，财政才会减轻负担。
    四、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2012年美国经济继续温和复苏，但基础脆弱，资产负债表性质的衰退将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一波三折；欧洲的债务危机错综复杂，旷日持久，债务到期高峰将给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较大冲击；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或将出现双赤字，增长前景堪忧；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增速将明显回落，国内房地产调控也将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我国企业的经营不容乐观，减轻税负能够短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从长远看，对符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或企业减免税负，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这首先涉及执政理念，社会财富是多让个人自主支配幸福指数更高，还是由政府代替居民个人消费效率更高？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福利是否越多越好？社会福利政策的成本和效率如何评估？这几年社会福利开支提高很快，这对于补偿历史欠账，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是必要的。但经济学和经济实践告诉我们，通过财政实现二次分配尽管有利于平抑收入差距，但行政管理成本往往十分高昂，资金常常在各个环节流失，而并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到个人。政府过多地主导社会财富分配，也必然会引起各种寻租行为，腐蚀政府的肌体。同时，一味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必然会弱化市场的分配功能，降低社会活力。这就是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现在正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本文为李剑阁2012年全国两会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