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Ⅱ：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紫兰 北京报道

    “如果你爱他，你就把他送到新东方，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你就把他送到新东方，因为那里是地狱！”
　　  这是新东方学员打趣的朗诵词。
　  　新东方这么多年来迎来又送走了很多人。从当年破旧的中关村二小到今天明亮的新东方教学楼，很多学员毕业了，很多“明星老师”离开了，甚至连徐小平、王强这样的核心人物也渐渐淡出了新东方的管理团队。那些被俞敏洪称作“新东方精神”的东西却始终都在。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俞敏洪曾对着讲台下成千上万的学子振臂高呼。不知道它的创意是否来自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中的名句，“我们从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这是新东方口号式的校训，也是一道“心灵鸡汤”。它是徐小平编撰、几乎每个新东方学员人手一本的《新东方精神》一书的主题。
　　  俞敏洪说：“新东方精神就是这么一小块砖头，使得每一个学生，在他奋斗最艰难的时候，最疲惫的时候，我们给他垫上一块砖头，他不至于在一跳的时候掉到沟里去。我们就是这块砖头，这块垫脚石，让他们可以顺利地跨过这个沟坎。”
群星闪耀时：
“牛人”与梦想家
　　  不知道今天的俞敏洪会不会偶尔也感觉孤独。他从前常感到孤独，游说创业伙伴入伙前是一个人的孤独。各路英豪被他尽收麾下后，摆不平各方的利益纷争，在“人权”和“财权”中挣扎，是一种深陷窘境中更为深刻的孤独。
　  　在新东方与ETS为了知识产权到华盛顿打官司的时候；在“三驾马车”中的两驾元老“马车”徐小平、王强递交给他辞呈的时候；在新东方遭遇“非典”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他称兄道弟的创业伙伴、明星教师一一离开新东方、另谋新生的时候；在计划引入普华永道、完成新东方美国上市的资本运作而碰到种种麻烦的时候，俞敏洪说：“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并不一定是直线。特别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做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直截了当就把事情做好。我们有时需要等待，有时需要合作，有时需要技巧。”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俞敏洪家中原本热热闹闹、海阔天空的兄弟们的聚会不见了。那些往日出出进进、来来往往的新东方的“明星教师”、俞敏洪一手缔造的全中国讲课最值钱的“百万富翁”、徐小平、王强、包凡一这伙创业核心团队中的“北大人”都不来做客了。一班聚义的兄弟发财了，可以“共苦”，却难以“同甘”，一群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艺术家”们与一个成熟的管理团队之间的距离似乎很遥远。
　　  俞敏洪用手轻抚着家中空荡荡的椅子，无限伤感地叹息：“这里落满了灰尘，已经很长时间没人来坐了。”徐小平理解这般情景：“友情永远战胜不了利益。”
　　  2001年8月28日晚上，王强——这位北大才子，曾经在讲台上用浑厚的男中音、渊博的学识征服无数学子的新东方的风云人物，要辞去新东方董事会董事的职务，转让所持有的新东方股权，离开他5年前为之放弃一切从美国归来的地方。
　  　“顶着跟个体户合作的压力，在中关村二小9平米的房间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对的。”王强艰难地表达他的不满，“我不愿意为一个家族牺牲。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妈，这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
　　  “为了给老俞敲响真正的警钟，我也要走……”王强痛哭失声，他希望俞敏洪成为柳传志，成为一名真正的企业家，他奉劝俞敏洪，“立刻烧掉《三国演义》，宁愿读《水浒》，至少可以成为宋江”。
　  　在2000年－2004年，新东方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中，俞敏洪曾不止一次面对类似的困局。徐小平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曾经住在俞敏洪上铺的兄弟包凡一要求退股、提出辞职；两大支柱胡敏、江博相继要出走。
　　  访问者：你怎么平衡与创业伙伴的友谊与利益的问题？
　　  俞敏洪：新东方的老一代人，我和我那些同学们，都是以讲文学、哲学态度来搞新东方。而新东方现在新一代的管理阶层，有商业意识的人相当多。
　　  一个人领导一群人时，要维护大局的稳定，应该把每一个人放到恰当的位置上。有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对个体来说会有不公平的措施。在一个集体中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对个体就不是，像我觉得北大对我的处分我不可接受是一样的。可是从北大整体来说，这是它的规则。否则的话，你这么一个老师都管不住，被全体北大老师知道了，还怎么样去管理别的老师呢？
　  　一个人一进新东方，融入了以后就明显体现出新东方的特质来，变得跟我们一样特别重义气，也知道很规矩。大家在氛围上比较平等，民主的、随意的氛围就会出现。好了，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规矩在什么地方，规矩绝对不能破坏。
　　  新东方的老师张亚哲曾说：“俞敏洪的最大特点是不露锋芒。”
　   俞敏洪是天秤座。星座书上是如此描述天秤座性格的特质：“天秤座的人外形优雅，亲切善良，朋友缘极好，喜欢听别人倾诉，沟通能力强。犹豫不决是天秤座的最大毛病。他们事事要求平衡，不喜欢做决定，与别人维持深入关系是他的人生目标，所以他们最容易感到寂寞。”
　　  与俞敏洪交锋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强大的自我之中，他们为了新东方贡献出无与伦比的智慧，同时也希望能保全自己的独立和个性。
　  　“严格来讲，新东方都不能算一个企业，尽管我们在用企业管理的模式来管理新东方。它是一个教育机构，所以必然带有很多教育的特征。进行教育这样的事情，跟做企业家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俞敏洪说。
　  　“比如说，企业下端面对的是产品，上端面对的是客户，我们的上端、下端全是人。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客户。我给大家培训，变成另外一种人。所以难度上比较大，确实比较大。一年管着100多万学生，管着四五千个老师。”
　　  那时在新东方，俞敏洪动不动就会挨一顿“集体批判”。所有症结最终指向的其实是新东方在公司化的进程中，友谊与利益始终纠缠不清。
　　  如果不能完满地解决王强、徐小平的问题，制定出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理顺人事关系，新东方的土崩瓦解就迫在眉睫。逼到最后一步，必须作出选择，俞敏洪终于出手了。杀伐决断，小股东们临阵“背叛”，徐小平出局。
　  　俞敏洪承认自己心软，但他并不软弱，天秤座在反复衡量之后作出了人生中异常艰难的选择。“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
　  　访问者：在很多新东方人身上都有强烈的艺术气质和北大学人的情结，你怎么看这些特质对新东方事业发展的利与弊？
　　  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他们对音乐、文学、艺术这些比对做新东方感兴趣多了。我是在某种意义上知道做新东方的重要性，它超过了我对别的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我现在按照我感兴趣的东西做的话，那新东方就垮掉了。
　  　在新东方具体操作的时候，我是比较冷静地来做一些操作上的事情，所以新东方才得以留存。如果纯粹是考虑理想主义，一味地追求跟现实脱离的、但是非常纯粹的东西，新东方也干不下去。从本质上来说呢，我们都算是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人。
　　  徐小平的出国留学咨询、王强的“美式思维口语教学法”、包凡一、何庆权从加拿大带回超凡的英语写作、“雅思王”胡敏编撰出中国第一套雅思教材、杜子华独创的“电影口语教学法”、江博的“激情新概念英语”，新东方是一片群星闪耀的星空。
　  　留学耶鲁的钱永强回来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的张亚哲来了，安徽教育学院的江博来了，北大德语系的杨继来了，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宋昊来了，连高中生罗永浩也站在了新东方的讲台上。
　  　俞敏洪对新东方的老师很大方，多年前一节课他们就可以拿到上千块的工资，一大把二十几岁的百万富翁。
  　　留下来讲课赚钱的唯一标准是学生认可。北京大学英语系、正规科班出身的何其钢就曾被学生毫不留情地从讲台上撵下去。
  　　宋昊从GRE词汇开始，一炮而红。学生痴迷的是他的独特词汇，他把一群人叫做“一捆人”，找不着北是“找不到姥姥家”，某人了不起是“牛人”、“牛蛙”。
　　 “我来新东方的首要收获是，突然之间它让我过了一段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上完课后，我就可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可以去什刹海喝茶，看看北海，思考自己喜欢的命题。这是新东方给我的以及其他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能得到的生活。”张亚哲说。
　　  访问者：新东方的前著名老师罗永浩在博客上写过：“我当初刚来新东方的时候，新东方在社会上成功地制造了一个一群理想主义者创业的美好形象，我来的时候对新东方有很多很好的向往、期待这样的东西。来了之后慢慢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100%的纯商业机构。”你怎么看待从新东方走出去的那些老师？
　  　俞敏洪：罗永浩是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包括他从新东方出去以后做的事情。现在他也发现方向不行了，所以也在回归，回归现实。他自己也在申请办一个学校。所以，我觉得人总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吧。我觉得像罗永浩来到新东方，待在新东方，从新东方走出去，自己开始去做自己的事业，是典型的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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