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事件”凸现公益组织发展滞后

印第安纳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何莉君博士专访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奇迹最终没能发生，10月21日，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却没有施予援手的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她的惨死所引发的关于拒绝冷漠的讨论和思考，却仍在继续。
    有评论说，“小悦悦事件”照见了人们心底已经坠入深渊的道德底线和安全感、责任感的缺失。很多人都在反思道德的良知，讨论如何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有发达公益组织的社会。”印第安纳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何莉君博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一
    “这个事件发生后，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各大主流媒体都给予了关注。”何莉君表示，“报道比较客观，多是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评论的。比如，有的报道称陈贤妹救了人却被质疑‘为了赚钱’，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有的报道则称中国人本身道德有问题，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影响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有人从政治角度来说事。”
    为了不让“小悦悦事件”重演，有人建议可以立法像美国一样要求父母不能让小孩擅自一人独处，可以颁布法律保护好人做好事不被追责，可以让保险公司来开发某些险种，让学校多一些应急知识培训……“这些都很有必要。”何莉君博士对此同意，但她同时认为，“社会的信任制度如何建立，公众对他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如何才能去改变，才是最重要的。”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每周都有一个青年公益领袖行动力的定期讨论，21日的讨论就是以“小悦悦事件”为主题的。“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事件，来反思社会、反思公益组织在民主和信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何莉君对记者说，“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拒绝冷漠，才能温暖你我，媒体功不可没。但是治本之策还需要建立可持续的公益组织，既可以突破人们只关心家人朋友的‘各扫门前雪’观念，也可以设立专门基金无条件帮助那些跌倒的老人、被撞的孩子等，那人们就不会担心没有足够的医药费要支付，也就不怕被赖上了。”
    当记者问何博士“美国也会发生类似事件吗”时，何博士跟记者讲了一个故事：2008年5月30日，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的公园街区，78岁的托里斯被车撞倒。9辆汽车从老托里斯身边驶过，却没有人下车，路边的行人也无动于衷，直到一分半钟后，一辆从现场经过的巡逻警车才将老人送到医院。几天后，哈特福德市警方公布了现场视频，迅速传遍全美。“此案同样引起了公众对肇事者和路人冷血的强烈谴责。”
    一个是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一个是资本价值观和道德观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都会发生同样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在美国更好一些。”何博士解释说，“美国不像中国，会一再发生这类事件。平时在大街上，只要你多站一会儿，就会有人过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她表示这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美国信奉基督教的人很多，大多数人从小受基督教博爱精神的熏陶，养成了时时公益、处处慈善的习惯；其次，作为公民社会，美国的公益组织非常发达，很多人都有公民责任意识，即不仅仅是关心个人的利益，也关心别人的事情，更多的是关心集体和国家公共利益。”
二
    “小悦悦事件”也引发了众多社会学家的思考。
    北大社会学院教授高丙中就在微博中说，18个路人的“冷漠”各有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我们国民教育里面少了一项危机处理方式的训练。
    对此，何博士表示美国的这种训练非常多，“大多数是美国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在提供这种训练，他们会深入到每个学校搞这种应急培训。如果公益组织办得好，本来就是可以和社区、教育及社会连通起来的。”
    “公益事业不发达是出现‘小悦悦事件’的重要原因。”何莉君博士表示，“如果公益组织组织得当，让公民自愿参与进来，他们就会找到一种归属感，就会形成道德核心，也愿意通过它来实现自己的表达需要，国家所倡导的人与人的信任、社会的和谐才会落到实处。如果自上而下的推动，公民素质则很难提高。”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获得了飞速发展，各种公益慈善组织层出不穷，有专家表示，“开创了公益历史的新纪元。”尽管如此，何博士还是认为国内公益组织的发展仍有很大的不足，公益组织缺少多样性，而且还缺乏对公众日常生活关怀的常态化公益活动；国内公益组织本身和公众的连接性、互动性比较欠缺，让老百姓感觉“离得很远”，和自己关系不大；甚至很多民众都不了解身边的一些组织是做什么的。公众哪还有参与感和积极性呢？
    对于“小悦悦事件”引发的立法惩治“见死不救”讨论，何博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不合理的。”道德义务是不能通过强制手段去履行的，它只能通过自愿来践行。再说，如果强制的话，等于把责任方落在了旁观者的身上，甚至会意味着牺牲旁观者的利益去救另一个人，这也是和法理精神很不一致的。
    她还提到了近日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个偷窃事件，学校保安告诉大家这个嫌疑人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上前去抓，而是“请你打电话”，意思就是尽量避免正面冲突。
    18个人冷漠走开，有人认为这是“旁观者效应”在作怪，何莉君博士对这种看法并不认同，她说：“如果是‘旁观者效应’的话，那在10月13日下午的杭州西湖，一位美国女游客发现有人落水后能立马脱衣跳入水中施救，又如何解释呢？”“这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有关。”
三
    “小悦悦事件”的发生，有人还把鲁迅先生78年前的《经验》一文翻了出来，“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何博士表示这与当前病态的文化土壤有关，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太注重亲近疏远，缺乏相互信任的公民意识。
    但她同时很乐观地说，这也是建立公益社会的机遇，现在社会正在重组，很多人远离家乡来到城市，组成了新的“陌生人社会”，面临着如何“互信”的问题。美国曾经也面临着与今天中国一样的境况，工业革命时期，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还有人从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也是为了拒绝人性冷漠，大家开始组织起来，要共同表达自己的权利。
    突破人们的心理障碍，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公益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可以一起参加活动，或聊天，或做慈善。美国有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活动，这个社会交往活动不是谈正事，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啊，喝咖啡啊，这样就会跟建立家庭似地建立一种情感，从而促进一个开放的环境。从目前来看，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但可以从社区，从小范围里做起。
    “要重拾社会信任，重建政府的信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何莉君博士认为，“社会是否诚信，决定于国家是否诚信，比如说，政府在司法、执法和行政等领域是否按规则办事，如果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办事，就会有确定性，相互之间的信任就会提升。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还是推崇尽快建立更多的公益组织，从一个社区、一条街道开始创造一个不自私的环境，这才是建立诚信社会最大的力量。正如我在微博中写的：我们需要被赋予力量——去相信别人，去发挥我们心底最深层的怜悯，去与正义为伍，去与道德为朋，去为公众利益而呼吁。这个人是谁？我们的公益组织，请发出正义的怒吼，请做社会的良心！”
    “你读过E·A·罗斯的《China in E.A.Ross’s Eyes》吗？”采访结束时，何莉君博士突然问记者。
    “没有。”我说，“这与小悦悦事件有关吗？”
    “不是。我想给我们今天的谈话做个总结。”何博士笑着说，“E·A·罗斯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China in E.A.Ross’s Eyes》是1910年他从华南到华北，然后再到西南转了一大圈后写的一本观察集。他在书末曾这样写道：‘尽管中国时刻都在变化与进步，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科学技术背后的道德支撑。放弃了旧式教育后（指废除科举和儒学教育），中国如果发展出一种自私的物质主义而不再重视社会公共道德的话，即使中国富裕了，也不是真正的富裕而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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