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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世博为经济新政带来机会

作者:庄涤坤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09-01-10 22:09:00

摘要:赵晓:世博为经济新政带来机会

赵晓:世博为经济新政带来机会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庄涤坤 北京报道

    清代作家和医生陆士谔一生创作了100多部小说,其中以《新上海》与《新中国》最著名。该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是一部以梦为载体的幻想之作。书中写道:“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此在上海滩建成了浦东大铁桥和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电车隧道)。文中写道:“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新中国》成书于1910年,刚好100年之后,陆士谔“中国上海将举办万国博览会”的预言将于2010年实现。中国人对世博会真切的百年期待真可用《新中国》结局陆士谔那句“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一笔概括。
    如今对于上海世博的意义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总结,经济学家们的声音很多,但大多集中在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政策和金融体制上。而在最近,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的专访时,却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向我们解读了中国的崛起与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意义。


中国崛起的实质是文明转型
    《华夏时报》:之前您有“中国改革和崛起的实质是文明转型”的判断,您是怎样看经济、改革和文明转型之间的关系的?
    赵晓:我的观点是,可以将文明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组合。比如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曾历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它们都没有摆脱经济学上所讲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再比如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方式),更加看重财富分配,带有此消彼长甚至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特点。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中国传统文明方式是治乱循环式的,即所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1978年启动的市场经济改革却不同,它打破了“低水平均衡陷阱”,虽然中国人口此间经历了1.3倍的增长,人均收入仍然大幅增长,但经济改革及由此带来的人均经济总量的扩张仅仅是中国改革和崛起的表象,其实质是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文明转型,是中国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制度创新外,我想强调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变化也同样是重要的。的确,很多人特别看重体制变革,认为中国缺乏体制变革,但人们很少考虑甚至完全忽视了体制变革能否架构在任何一个文明环境中,忽视了文明深层次因素对体制变革的制约。
    崛起与进步可能不是一回事。崛起是一种强大,但却未必一定伴随文明的进步与创新,崛起后也可能衰落甚至消亡。在我看来,中国这一次的大国崛起在变革层面上与中国三千年变革都不同,也与儒道互补而出现的“大汉崛起”及以儒道佛融合而出现的“大唐崛起”都不同,这是一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文明相融合而产生的变革与崛起,是前所未有的“有十字架的变革”,也将产生最伟大的文明成果。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变革以及那两次大国崛起都未能摆脱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治乱循环的生活方式,而“有十字架的变革”不仅伴随国家综合国力的上升,而且带来文明的变化与进步,中国有望走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因此这一次的转型才是最伟大的转型,带来的是脱胎换骨的进步。对全世界来说,中国这一次的文明转型与大国崛起依然有至关重要的价值,14亿人进入文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全世界来讲就是重大贡献。
    《华夏时报》:您最初是怎样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的?
    赵晓:2002年,我去了美国,当时想研究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差异,从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结果我发现,其他的(科技、金融、城乡差别、政治制度等)差异都是量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也就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这些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不能驻足不前。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年清教徒引领的市场经济,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做商业做大,并且做得更文明。
    我的结论就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是教人不偷懒,但它并不能教人不撒谎、不害人。因此如果一是缺乏政治(法律)的约束,二是缺乏伦理资源的支撑,一种鼓励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去挣钱的市场经济便有可能催生出来。而历史上好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在完善的政治(法律)系统之外的“教堂+市场经济”的组合。由此,我开始从市场伦理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变革,从文明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


在经济发展期制定游戏规则
    《华夏时报》:世博和奥运的举办,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是什么样的机会?
    赵晓: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制定游戏规则比较好。如果经济处于紧缩期,那么新的发展规则就很难推动。中国奥运会之后还有世博会,而现在公平和规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所以这是一个时机。我们要对制定中国发展中的游戏规则有紧迫感,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向宪政文明迈进或完善的步伐在加大。从现在看,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资本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没有公平和规范,那么我们必须防止掌握资本的人用脚投票,放弃在中国的发展机会。
    中国仍然面临艰巨的转型任务,在企业如何取得社会资源、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如何界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匹配与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规则等方面都是这样。目前出现的公众对改革的冷漠和不关心,主要在于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公平。而追究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是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在侵蚀改革的合理性资源。限制政府权力,向宪政文明靠拢,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制度保证;让“有十字架的变革”有更加宽松的环境,加快中国博爱与契约资源的建设,则是根本的精神与伦理保证。现在,这些保证仍然缺乏清晰的路径。我们的政治文明建构的步伐需要加快,否则就会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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