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会议：既定政策里的新含义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往年不同。在会议召开之前，政策基调就已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会开得不一样是因为今年面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下行挑战。就在会议召开同时，一系列新公布的官方数字再次为中国经济现状作了新注脚：11月份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跌30%多，出口同比减少2.2%，这是2002年2月以来首次同比减少，生产者价格指数涨幅跌至2%，让通缩的前景越来越明晰。
    所以不能按部就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最早可以追溯到6月13日的中央高级干部会议，宏观调控就已经开始转向。9月中旬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和随后欧美金融体系的崩溃，客观上加快了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速度。实际上，“国十条”和“金九条”的提出，在政策思路上已经为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好了准备。因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是关于2009年经济政策变革的序，而是这场变革的跋。人们把这次会议比喻为“接力”，原因就在于此。
    在对既定政策的重申和总结中，许多匠心仍然表露了出来。比如，没有将“保8”作为一项指标提到文件当中。8%的GDP增长率之所以被视为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是因为只有保持这样的增长率，才能满足1000万人的新增就业人口，因此这是一个涉及社会稳定的大问题。救经济实质上是救民生，决策层当然了解“保8”的民生意义，但是将此列为一项硬指标，则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如果地方政府以“保8”为唯一目标，则与科学发展相悖的经济方案会获得可依赖的政策借口。此外，对刺激经济盘子里的项目的争夺，会趋于更加白热化。
    不提“保8”强调的是“好”而不是“快”。“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的九字方针中“促”和“调”强调的也是“好”。促进内需扩大，意味着财富分配方式的转变可能。加强对农民、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政策保护，不仅仅是为了加强这一基数庞大的社会群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是社会财富向合理化方向再分配的又一次萌动。调整经济结构，源于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够支持景气周期的尽可能延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就目前而言，“调”限制了低水平项目借经济刺激计划死灰复燃，长期来看，这是支持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比例调整的开始。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分之一的政策重点着力于堵住经济下行的通道，三分之二的政策重心在对经济增长的质量管理。这不仅是一次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战术会议，更是关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会议。
    对市场而言，更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战术和战略举措的执行者，以及还会推出怎样的细化方案。提高个税起征点、调低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稳定并理性发展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企业发展的融资需求、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需求、满足就业的需求，决定了上述政策向更积极的方向调整。通胀周期的结束为货币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政策空间，明年国家财税收入的下降，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样提供了政策空间。但是，出台更多的中短期利好不足以拯救市场信心。从中长期来看，社会管理体系的变革必须跟上。明年社会保险关系全国统一转续，就是一种关于扩大内需的战略性布局。
    从根本上说，信心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也是一个社会命题。每一个市场人，同时也是社会人。因此，在国内外环境的挑战下振兴经济，其实涉及的是中国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大课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体现了这样的战略高度，这就是会议最大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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