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钱”皆去 大师安在

                                                                                                        文/边小旗

                                                                                                             如果不是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很多人恐怕也不知道7月30日逝世的钱伟长先生这些年来到底在做什么。周恩来总理当年钦点的“三钱”当中，钱三强去世最早，钱学森去年逝世，钱伟长先生是最后一位和人世说再见的。
    98岁高龄的钱伟长先生两个月前才因为身体原因住进医院，此前还一直在上海大学校长的岗位上坚持工作。能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高龄的大学校长，一方面与钱先生自身的坚持和努力分不开，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当年邓小平同志在他的调令上批的几个字“钱先生任职不受年龄限制”。有人曾经私自揣测，认为邓小平的批示实际上只是为当时已经71岁的钱先生上任开个绿灯，并没有任命“终身校长”的意思。但是，事实证明，钱伟长校长在上海大学一呆就是27年，为这所学校的建设乃至整个上海、整个中国的建设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既得如此收获，哪怕当初就是“误解圣意”也值得了。
    所以，尽管方舟子极“不识时务”地发了一些针对钱先生的博客文章，对钱先生的历史履历和学术业绩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是却无法收到之前攻击打工皇帝唐骏时那样的轰动效果，反而遭到上至科学界下至普通民众的不屑和批评。原因就是，钱伟长先生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之类的科学大奖，甚至就像方舟子所说的那样“并没有在两弹一星表彰功勋名单之列”，但是从他留学回国之后“祖国需要什么，什么就是我的专业”，成为历任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和信任的“万能科学家”，为国家建设和科教事业所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早已经拥有了比任何奖杯都要珍贵的“口碑”。
    以至于他一去世，全国媒体几乎同时发出了“三钱皆去，大师安在”的惊呼。
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钱伟长先生的名字告诉我们：伟大，需要漫长时间的积累。而纵观他的一生，更是清清楚楚：真正的大师，并不在于发表了多少多少的论文，获得了多少多少的奖项，而在于你是不是能够做到长时间地、坚持不懈地学以致用，自强不息，服务社会。
    “学以致用”这四个字用在钱伟长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被媒体广为流传甚至已经写进了许多励志书籍的一个故事是钱先生上清华的故事。作为国学大师钱穆的亲侄子，钱伟长在报考清华的时候数学、外语和物理等科目总共就考了25分，其实凭借着中文、历史双百分的成绩能够被清华大学历史系录取，既有当年招生体制的原因，也不乏他叔叔钱穆的面子关系。但是不巧的是就在他入学的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钱伟长决定改学物理，将来好为祖国抗战造枪造炮，于是跑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那里去软磨硬泡，要求转系。吴有训先生也是慧眼识珠，居然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虽然只是“试学一年，不行再回去”，但是钱伟长就此踏上了一条科学家的道路，并且果然取得了成功。
    抗战胜利之后，钱伟长也从美国留学回到清华担任教职，从普通教授、副教务长一直做到副校长。职务变迁的背后是他超越自己学科专业为新中国的科研教育发展做了大量文人学者不愿意做的事务工作。1956年，新中国进行科学发展规划时，他和钱学森、钱三强等人建议确定6个紧急项目，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和自动化，并且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称“三钱的意见是对的，我们的国家需要这些”。“三钱”的说法也由此而来，历史上记载的也比较清楚。民间喜欢把“三钱”和“两弹一星”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确确实实在两弹一星的表彰名单中还有一位姓钱的科学家名叫钱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钱伟长名气太大，而钱骥先生又离世太早知者太少。不过，如果不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无论作为应用数学的专家，还是力学方面的学者，钱伟长应该都会有机会参与到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当中去，也有机会列入到两弹一星的表彰名单当中。
    然而，钱伟长即便被打成了右派，甚至被下放到北京首都钢铁厂劳动再教育，钱先生依然在用自己的所学所知尽其可能地为社会发挥着能量。当时就和钱先生在一个车间的首钢工人富守忠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就回忆道：“当时北京首钢的条件特别差，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钱伟长就给大家想开了办法。看到工人压制钢材很吃力，却没有好的设备，钱伟长就动了制作一台油压机的念头，大伙一听都很赞同，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钱伟长不仅画出了设计草图，还亲自动手把首钢第一台油压机制作了出来。”
    从1957年开始，曾经的美国博士后、清华大教授就像一个技术员一样地坚持着自己的学以致用，原来的专业不能搞了，那么需要他搞什么专业就搞什么，军用坦克电池、高频热处理机器、杠杆起吊机——不懂就学，学会就用，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钱伟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着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梅花香自苦寒来。当中国科学的春天真正来临，凭借着逆境中的坚持和执着，钱伟长、陈景润等一大批科学家开始走上前台，被媒体报道、被社会关注，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大师的名望也是从此开始建立。
    不过，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钱伟长先生非常清楚：名望和地位对于自己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成了什么事情没有。从1983年开始他担任上海工学院（后四校合并成为上海大学）校长，27年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但是上海工学院已经从一所普通的二流院校变成拥有十位院士的重点名校。
“大我”方能成就“大师”
    实际上，对钱伟长先生离世的惋惜也是对过去那个年代的一种怀念。钱伟长先生出生于1912年，“三钱”的另外两位，钱三强出生于1913年，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其时，满清统治刚被推翻，辛亥革命刚刚成功，整个中国正是一副山河重整的模样。唯有此时，各种学说各种主义蜂拥而入，每个中国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图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主张，军事家有军事家的战略，实业家有实业家的投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计划，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感慨。个人的命运也被裹挟在大时代的洪流当中，无论你是大人物还是小百姓，都必须面对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为“三钱”命名的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的座右铭在那个时代非常有代表性——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三钱”少年时候是否发过同样的誓言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的学子身处校园，心忧天下，却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三钱”相继进入国内当时最好的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不可避免地要在专业选择的时候考虑国家的需求。
    国家高于个人，大我超越小我。年轻时代从求学阶段就开始牢牢树立的国家精神、大我意识成就了“三钱”在内的一大帮年轻学子，包括李四光、华罗庚、季羡林、徐悲鸿、任继愈、邓稼先、王淦昌等一大批被后人尊称为“大师”的当时的热血青年。正是因为怀揣着为国争光的梦想，他们无论在学校、在实验室、在研究所，都要比别人更刻苦、更勤奋，这不仅让他们自己学业上收获颇丰，也给后人求学国外创造了良好的口碑。
    关于钱伟长先生有一个传说：1948年钱先生有机会回美国研究机构去工作，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当中，国内形势尚不明朗，钱先生自然动心了。然而在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需要填一张表格，表格上有一个问题问的是“中美如果开战，你会支持哪方”，钱先生选择了中国，于是失去了去美国的机会。
    不去美国其实也是钱伟长先生的大幸运。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三钱”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正好三十出头四十不到，处在事业人生的巅峰阶段，又赶上了建设新中国，百废待兴，生机勃勃，相当于在白纸上画画，这些科学家的才华有了充分施展的空间和条件。1956年“三钱”提出的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和自动化等重点项目的计划不仅得到国家领导的支持肯定，也实实在在地给了他们相对充足的资源来实现梦想。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三钱”也是幸运的一代。早生十年，他们的才华被淹没在战争的硝烟当中，晚生十年，黄金年华就赶上了停工停课闹革命的文革年月。“三钱”带着对新中国的极大热情投入到两弹一星、工业化、高校教育等一系列的工作当中，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再苦再累也都不怕。去年去世的钱学森先生回忆当年就非常后悔当时写的一篇科普小文章，题目就叫《亩产三千斤不是没可能》，由于没有实地调查，只是被每天报纸上宣传的各地粮食丰收报道所鼓舞，然后通过每亩稻田上可能覆盖的光照能量理论计算完后写下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结果间接推动了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为此，钱学森先生在很多场合都表示过悔恨和歉意。
    知识加上激情，大我带动小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也是那个时代的“三钱”们。不过光有事业上的成就和辉煌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人人敬仰的大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受人尊敬的君子有三重严格的标准：立德、立言、立行。“三钱”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从小便通过家族熏陶及私塾接受过最为传统的中国道德启蒙，后来又进入了五四精神洗礼过的高等院校求学，再后来还在西方学习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无论学问还是道德都已经具备了大师的潜质，再加上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能否成为公认的大师其实差的就是时间的考验。
中国何时能再出“三钱”？
    不过，借由钱伟长先生的离世，媒体代表公众发出“现在的中国为何难出大师”的提问也不奇怪。事实上，这也就是去年去世的钱学森先生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翻版，主要针对的都是中国教育的现状，同时也对当今社会“除了功利别无信仰”的批评。
    “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长期跟随在钱伟长先生身边工作的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在纪念钱伟长先生的文章中就写道：“大师是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必须通过优化成才环境，才可能有大师涌现。”他认为，中国教育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高校教育缺乏自主权。”事实上，钱伟长先生主政上海大学27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当年的一纸批示，恐怕也不可能。而如果不是钱先生本人的名气比上海某些领导的名气还大，他那些著名的“打破四道墙”理论和“文理合一”的教育方针未必能在上海大学推行贯彻。“校长不是什么官，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中国有几所大学能拥有钱伟长这样的校长？中国有几个大学校长能够自己愿意在一所大学主政几十年？然而，即便所有的大学都有了钱伟长这样的校长，中国教育的问题就真的解决了吗，中国的大学就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吗？
    问题太大太复杂，钱伟长先生说得好：“有的人碰到沟、石块，他非得把沟填满，把石块搬掉才肯过去，把时间和精力泡进小问题里去了。其实，只要你跨过去，绕过去。”相比“中国什么时候能再出大师”以及“中国的教育该向何处去”这样宏大的命题，我更愿意关心“上海大学下一任的校长会不会是徐匡迪，新校长能否延续钱先生的教育方针和理念”这样的具体问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与同年龄段的科学家相比，98岁的钱伟长和去年离世的钱学森都可算是长寿，正是因为长寿，他们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完成一个大师的责任。与其大声呼喊“大师安在”，不如多关注一些活着的中青年科学家的身心健康，未来的大师也许就在他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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