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朱学勤“抄袭”背后的多重缺失

文/倍 魄

   自从今年3月25日《南方周末》全文刊载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文章《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的“抄袭门”开始借由大众媒体从学术批评和举报演变成为了一个公共事件。
    7月7日，有媒体发表了包括汪丁丁、郑也夫、张鸣等在内的63位国内外学者的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对汪晖论文抄袭事件进行调查。7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通过媒体对外声称，近百位海外学者曾联署签名信寄给了清华大学校长，力挺汪晖，称通过学者举证发现任何剽窃都不存在！
步汪晖后尘
朱学勤陷入抄袭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8日，在清华水木社区出现了一篇名为《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的帖子，该帖指出，通过比对，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此文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而传统媒体也立即跟进。更有文章指出，朱学勤与汪晖分属“自由派”与“新左派”两个不同学术阵营的背景，将学术规范问题引导向不同政治见解的“阴谋论”攻讦的猜测。
    与汪晖的始终沉默不同，朱学勤面对抄袭指责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向媒体做出了回应，尽管对铁主Isaiah的匿名指责和举报很“鄙视”，但他表示要写文章逐条反驳，并于13日上午向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递交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申请。与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千呼万唤不出来”不同，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已经受理了朱教授的请求，上海大学校方则同意朱学勤的要求，在调查期间，作为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将主动回避，不参加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切活动。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和各方专家的意见来分析，无论是朱学勤还是汪晖，都不会有被“权威机构”认定为抄袭的风险。
    在当今这个时代，引起骚动的事件不少，但真正像之前孙志刚事件那样引发社会变革的却总是凤毛麟角。汪晖和朱学勤的“抄袭”事件，注定不会触发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变革转向，至多向我们提供一个契机，思考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缺失。
回应缺失
当事人需尊重学术规矩
    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丁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汪晖的沉默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如果有人指控一位学者行为不端，他有沉默的权利吗？当然有。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之前，他当然可以对公众和媒体保持沉默。但他不能对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保持沉默。当一个学者被指控抄袭，如果他具有普通水平的职业道德，在此事成为公众事件之后，通常会主动出来有个交待；如果他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感特别强，即便别人对他的指控还没有被公众知晓，他也会主动出来解释。只有那些完全不尊重专业和职业道德的人，才会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只有把职业道德和学术规矩完全不当一回事的人，才会死猪不怕开水烫。”
　   确实，中国的学术环境有历史上规范从无到有的局限，但诚实守信却是普世的价值原则。知识分子，身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理当具有超乎一般社会道德规范的自尊和自律。而丁学良在受访中，也表示了对中国学术界道德水准和公信力的悲观，他不点名地提及了2000年的“长江读书奖”事件。当年，由李嘉诚出资、《读书》杂志承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汪晖当时任《读书》杂志主编，是评奖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著作《汪晖自选集》获奖，引起了很大争议，朱学勤就是当年公开著文的批评者之一。
    或许，只有当一个人将公共利益置于道德自尊之上，他才会把是否回应当成是策略博弈。此时，拖延和沉默都不是学术良知的体现。
规范缺失
汪晖、朱学勤的“历史无辜”
    巧合的是，汪晖和朱学勤被指抄袭的文章都是大约20年前他们各自的博士论文，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完成于1988年，而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写就于1992年。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学术规范虽然不能说是普遍共识，但已经在大声呼吁这样做了。
    历史有案可查。说学术规范没有人提、没有人强调、没有人推动，错了！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调……抄袭行为发生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越靠近70年代末，处理上就越轻微一点。但其前提是抄袭者必须道歉。
    事实上，美国通用的人文科学MLA格式和社会科学APA格式中，对参考文献的释义是完全允许的。如果是对原作者观点的阐释，则不需要标注冒号和引号，只须标注文献来源（汪晖采用了这种形式）。朱学勤和汪晖在学术规范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但以今天的标准去判断上世纪80年代的人和事，并不公平。在那个时代，我们对西方的各种研究都还显得有些陌生，上世纪末的整个20多年，国内的学术工作主要是引进西学，很多学者都在大量借鉴，或者说得直白点，就是抄西方的著作。正如著名的人文学者钱理群与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梁文道所说，中国学术界在过去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对待学术规范标准。即便是现在，也没有建立起公认的如APA、MLA等严格规范的论文文体格式。如果以现在的引文规范要求上世纪的中国学者，可以肯定，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科学者，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规范缺失确实是中国学术的历史遗留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学术规范已经完全确立。所以，如果真的对汪晖和朱学勤的抄袭指责都进行调查认定，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抄袭，恐怕也无法避免质疑和争议。
机制缺失：
行政化学术机构投鼠忌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当年授予汪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没有启动调查程序，不仅使事件一直悬而未决，而且导致了一系列纷争，最后形成了媒体上打口水仗、学术权威机构却沉默不语的尴尬局面。
    而我们的学术监管缺位的原因是，目前我们没有正常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一直以来是以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学术高度行政化。
    学术共同体是由一些学人组成的共同体，自觉的制定一套维护学术共同体声誉的学术规范和制度，对教授进行学术评价和对学术不端的处理，都应该按照学术共同体的规则来进行，其最高利益是学术声誉、学术尊严的维护，其施行应完全按照学术规律来进行，不受任何其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由行政手段代替学术共同体来进行学术评价，最严重的弊端在于产生学术腐败。现在，我们没有正常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学术问题的评价主要由两方面完成：一是官方评价，就是政府评价，如获得政府的成果奖、科技进步奖等，它带有很大行政成分，追求的是学术政绩；其二是媒体评价，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多的就可能被认定为学术水平高。
    正是由于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学术机构的高度行政化，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首先考虑的就不是学术秩序和尊严，而是从政治博弈的角度，以行政管理的思路考虑对策。那么，以汪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人脉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又有什么外在的约束和内在的动力去检讨自己过去可能发生的错误并给予纠正呢？汪晖所供职的清华大学又何必“多事”，引公众来关注和质疑自己的“招牌”教授呢？
    没有国外那样独立自我管理的学术共同体，没有必须遵从的程序规则，无论是社科院还是清华大学，都不会选择“跟自己过不去”。并且，他们也难免投鼠忌器的顾虑：假如今天认定了汪晖存在哪怕是“学术不规范”，那么，以后接踵而至的就会是源源不断的类似举报。以中国学术界抄袭问题的严重，一旦开了这个头，结局就可能变得无法收拾。
价值缺失：
拿来主义的急功近利　
    我们虽然口头上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在实际选择中，急功近利的想法却总是占上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能够风行世界，简单的技术引进，甚至不顾知识产权的仿冒成了“中国奇迹”的秘诀之一。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创新精神和尊重原创就成了“快速成功”的最大障碍，于是，在我们的价值观中，“保护知识产权”成了虚幻和因人而异的东西。
    就如关于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的“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争论，我们就成王败寇地认为柳传志的“生存哲学”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但是，今天我们冷静下来，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究竟是让IBM甩掉了包袱轻装前进，还是联想向高科技更跨近了一步呢？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与“中国制造”取得的巨大成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创造”的进步实在可怜。我们既缺少面对创新之路的艰难的勇气和坚持，也缺少鼓励创新的制度设计，社会上弥漫着对一夜成功的渴望和为短期效益可以不择手段的价值观。
路径缺失：
如何打造学术监管体？
    事实上，解决学术抄袭和学术腐败，根本的解决出路在于打造学术共同体，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使学术机构去行政化。实际上，国家已经颁布了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及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在这些纲要当中已经提出了大学要去行政化、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并将其明确作为未来的改革方向。
    但如何具体推动和实施则没有一个具体的路径和时间表。在处理汪晖和朱学勤的“抄袭门”问题上，也存在“激进派”和“现实派”的争论。
    著名海外华人学者林毓生是激进派的突出代表，他表示：“中国学术界最近一再声言要与世界学术界接轨。如果这不只是一句口号的话，我认为负责督导校内学术发展、维持学术秩序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与清华大学校长，有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则的决定：根据鉴定的确实证据作出停薪、停职或撤职的决定。如果清华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不愿作出任命‘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显然他们未能负起责任，他们自己应该下台。”
    林毓生认为全世界的学术规范都应当是统一而严苛的，解决学术抄袭的程序是世界通行的，并且应当即刻启动，认定是否抄袭的判定标准也不存在“历史过渡”的问题——要么汪晖受到处理，要么清华校方领导引咎辞职。没什么好犹疑的。
    然而，林教授的激进观很难成为处理类似抄袭事件的现实方式的选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庸思维必然会考虑“中国国情”。调查抄袭事件，也没有一个学界公认的路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在对朱学勤事件进行调查时，也只能“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无论如何，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调查本身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成为中国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趋向，这个过程将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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