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神祗起初都是人类

作者：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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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6-11 19:29:27

摘要：传统的神祗起初都是人类

文/古屋

   这本《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的作者马克·里拉教授不久前还在国内访问讲学，5月10日刚刚在北京大学发表了演讲，题目是《政治神学的回归》（The Politics of God），应对的正是近期翻译出版的《夭折的上帝》一书。
    我不了解马克·里拉当时演讲和讨论的盛况，但在我看来，里拉演讲的政治神学在中国并不具有广泛的受众，因为宗教和神学的主题一直都处在一种被悬置的语境中。不要说我们的传统是一种延续下来的“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就连现如今的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给我们的也是一种所谓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无神论。里拉在《夭折的上帝》一书中所重点讨论的基督教政治神学甚至根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中，从这点看，与其说他在讨论一位夭折的上帝，倒不如干脆说他谈论的是一位缺席的上帝。
重访被遗忘的政治神学
    当然，里拉当初写作《夭折的上帝》预设的是西方的读者群，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采用了一种颇具个人魅力的方式书写，我们很难不为那种蕴含着理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所吸引：“政治神学20世纪以前在西方的智识生活中都一直存在，而在20世纪，这种存在找到了在圣经中寻找政治灵感的现代理性——而这，经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故事，今天我将重访这个故事，并提供一些关于这个故事在今天政治神学的全球挑战这个问题上可能给我们什么教导的思考。”（《政治神学的回归》）按照里拉的说法，政治神学是一种在神启的基础上，给公共权威和行使权威制度合法性的学说，即是说政治神学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论述”。他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神的图景，在西方的一千多年里，西方的命运取决于一幅基督教的影像，一位三位一体的神统治着自己创造的宇宙，他通过启示、内在的信念和自然法则来指导人类。但是到了15世纪晚期发展中的新型科学向基督教自然神学提出了挑战，这幅原本圆满的影像开始破碎。也许更重要的挑战还来自古希腊的哲学，比如亚里斯多德认为宗教起源于奇观，然后通过审核的方式予以表达；伊壁鸠鲁学说推想宗教是源于无知和对受苦的恐惧；更有人推断说，很多民族把他们的英雄推崇为神祗，因此许多传统的神祗起初都是人类。我们所熟知的希腊神话基本都具备人类的特性，无不有致命的弱点，正如同人类的性情和弱点。
    在里拉的叙事中，这幅神统治的图像最终破裂是源于写下《利维坦》的霍布斯，是他导致了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的“大分离”。霍布斯认为人源于无知和恐惧才会信仰神，因此在他的名著《利维坦》中，他提供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人类需要一位专制君主，以便我们能够把对神的恐惧转嫁到对君主的畏惧上来，更为骇人的是，“这位君主将对教会事宜有全盘的垄断权，包括预言、奇迹和对经书的解释。他也会宣布，救赎的唯一必要条件就是完全服从于他。”另外一种治疗方案是有限度地改革哲学和科学，启发人类的心智。
哲学与启示的冲突
    虽然里拉在书中避免提到世俗化，但是不得不承认，霍布斯所提供给我们的政治图景日益向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随后的历史发展路向也是日益清晰。人类的统治由一个个君主来执行，宗教势力日益式微，神学观念遭到不断质疑，上帝逐渐隐退，信仰成为了私人事件，奇迹再也不会出现在公共领域中。
    这种趋势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已经成为了大众的理性法则。谁都能记起康德给“启蒙”下的定义，人类摆脱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这种不成熟状态换个角度理解就是一种偏信神学统治的法则。但在启蒙运动中，同时也出现了卢梭这样的反启蒙人物，在霍布斯强调无知与恐惧的同时，卢梭赞颂良知、仁慈、美德并考虑上帝的创造。卢梭认为，人类有一种在宗教中得到表达的自然的良善。
    同样持此疑问的还有黑格尔，他的辩证法视角也让我们注意到了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他认为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教给我们自然的教训，政治和宗教权力的联合使双方都腐化了；但同时他也认为，把政治权力从整个宗教信念中教条地划出去，这是不可能的。他给后者提供了一个最佳的例证就是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法国启蒙运动沉醉于一种狭隘但强有力的自由概念，后者摧毁了站在它面前的一切事物——王冠、主教冠、政治反对。大革命届时跟随而来，可是一旦天主教的‘伦理生活’的精致连结被破坏，法国就沦于恐怖的狂乱和拿破仑一世的专制了。现代自由头一次迈入了跟宗教对立的世界，它很快就摧毁了自身。”
    里拉在《夭折的上帝》一书中对启蒙运动的这种分析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他在1930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这也是里拉在书中重点论述的一位德国犹太裔神学家。根据罗森茨威格的说法，一切宗教都把世界和人类看成是神的产物，神和人作为有生命的力量在启示中相遇，并被这种相遇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因此他建议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我们根据启示来生活，等待救赎”。罗森茨威格还认为启蒙运动胜利了，但是它只是战胜了经院哲学，但并未战胜启示，并未战胜圣经世界。圣经的核心问题是奇迹，但启蒙运动在奇迹批判方面所取得的只是确保自己，确保已经被启蒙的人抵制奇迹，它奠定了一个对于奇迹不可能达到的立场。
    但是从内涵上来说，奇迹只有基于信仰的人才可能被体验为奇迹，所以启蒙运动的攻击因此而失去了力量。最终，列奥·施特劳斯在那封信中总结说：“启蒙运动的胜利，即‘科学的世界观’——我只将它理解为，相信奇迹的可能性之丧失——的胜利之所以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仅仅基于一个确定的信念，而非基于这种‘世界观’本身。”（《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哲学从未驳倒过启示，神学也从未驳倒过哲学。这意味着政治哲学的选择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生活中存在一种启示的可能性。
    苏格拉底曾经对人说，我不反对你们的神圣智慧，我只是不理解它，我的智慧只是人的智慧。对于苏格拉底而言，人类的智慧意味着不完善的知识，意味着对知识的追寻。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无法对不能明证的启示作出判断和追问，因此，在启示面前他选择搁置自己的判断。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冲突无可避免，也无法用其中一种去摒弃或者证明另外一种选择。施特劳斯认为正是这种冲突维持了西方文明的特质，正是西方文明勃勃生机的秘诀所在。
启蒙传统与反启蒙传统
    很有意思的是，启示和哲学的冲突是施特劳斯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里拉在《夭折的上帝》一书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这位政治哲人的名字。
    要说里拉是对这位政治哲人的思想根本不了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在他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有一章是论述施特劳斯的。而且对里拉的学术生涯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他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两位教授茱迪·史坷拉和哈维·曼斯菲尔德研读政治哲学，后者正是施特劳斯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里拉在1990年以一篇维柯的研究论文（即《维柯：反现代的创生》）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后来获得了美国政治学协会颁发的“列奥·施特劳斯奖”。难怪有不少评论者将里拉称作“施特劳斯派”的学者，里拉自己也承认“施特劳斯总是在背景之中”。但他对所谓“施特劳斯派”却很不以为然。他说他认识很多施特劳斯学派的年轻人，他们“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相反，他们显得谄媚奉承，缺乏对知识的好奇心，而且怀有意识形态的偏见”。
    对里拉而言，对他影响最深的当代思想家是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和格舒姆·舍勒姆——他们都排在施特劳斯之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伯林，伯林是比施特劳斯重要得多的人物，在里拉看来，伯林有助于我们理解施特劳斯思想中的某种危险。施特劳斯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整体，他认为我们时代的冲突在于古今之争，而伯林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现代性内部的紧张——启蒙传统与反启蒙传统之间的冲突，在里拉看来这才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冲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