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的记忆和写作

作者：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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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6-11 19:27:36

摘要：奥斯维辛之后的记忆和写作

文/思郁

   在这部菲利普·罗斯主持的谈话录《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中，我们很快能意识到有两个关键词一直隐藏在这些作家们对谈的精神之流中：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是大屠杀或者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本书的英文名“shop talk”本意是指两三同事在办公之外的场合谈论他们的本职工作，翻译为“行话”颇为传神。菲利普·罗斯本人就是当代美国很有代表性的犹太作家，他与其他犹太作家的对谈无疑是一种精神上高度对等和契合的“行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谈论犹太人，尤其是在面对20世纪那场巨大的大屠杀灾难之后。
奥斯维辛之后
    书中的第一篇是罗斯与“更多表现为艺术化学家，而非化学作家”的普里莫·莱维的对谈。谈话之前，他们先去参观了莱维的书房，简朴，宽敞，舒适，书房周围的书橱上到处都是书籍，一如很多作家的书房。
    但罗斯很快就发现了不同点，发现了最能唤起人记忆中的东西：一幅“不醒目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半被毁坏的带刺铁丝网的草图”。莱维的办公桌后面较上方还有两件最大的雕塑品：一件是电线制作的猎鸟者；另一件，当他猜不到代表什么的时候，莱维解释说那是“一个玩弄鼻子的男人”。“一个犹太人。”罗斯建议说。“是的，是的，”他笑着说，“当然是一个犹太人。”这样的一个细节让我马上意识到，没有人会用这样玩笑的口气去谈论犹太人的身份，除非是两位犹太人，两位犹太作家，其中一位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
犹太作家的写作困境
    但是，奥斯维辛之后的犹太作家如何写作？作为一个幸存者如何写作？
    在我看来，罗斯在这本对话录中很好地诠释出了犹太作家的写作困境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应对策略。在与普里莫·莱维的对谈中，他们谈到了犹太身份的同化，如果说在奥斯维辛的灾难发生之前，犹太人身份更多意味着一种少数族群，劣等民族，会遭人鄙视和冷眼，一如诗人策兰对阿多诺的那句回应。但是在奥斯维辛之后，这个一直隐忍不彰的民族开始意识到这种苦难导致的自我身份清醒的认识，他们意识到这种“少数民族却是一种优势”，同化的犹太人“对他们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事实上又通过忠于他们的文化传统而保持着自己的身份”，拥有两种文化传统，对犹太作家是一种巨大的财富，他们的写作可以成为他们独特身份和苦难的代言。
    这种独特的经历本该成为他以后写作中熟稔于心的题材，但是罗斯评价阿佩尔菲尔德的时候，却说他的题材不是大屠杀，不是犹太人的小说，不是流放小说，不是欧洲小说。那到底是什么呢？罗斯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话锋一转，“实际上，否定阿佩尔菲尔德的部分恰好增加了他是的部分，即他是个离开原有国度的作家，是个被放逐的作家，是个被剥夺财产的作家，是个失去根的作家。”
作家只能写他想写的
    罗斯与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对谈中谈到了另外一位生于捷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在国外的成功遭到了捷克许多作家的非议和憎恶，谈到这种憎恶的原因时，克里玛说：“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民生活是极度艰辛的，昆德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但那种艰辛的生活要比他所展现的复杂得多。他的批评家会告诉你，昆德拉生动的描写是很有技能的外国记者在我们国家待上几天以后描写出来的那种东西……但对于这些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来说，我们的现实不是虚构的故事。他们需要更综合的、更复杂的描写，像昆德拉这样高度的作家应该对我们的生活有更深入的洞见。”这种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生活的现实更为复杂，任何的写作都会对生活存在不完整的描述；但这样的批评同样是苛求的，原因不言而喻，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是基于自我的记忆，而不是大众和集体意识。作家只能写他想写的东西，而不是能写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昆德拉只写出了部分的现实而责怪他，也不能要求他必须在国内极权体制的压迫下写作才算是真正的代表了捷克斯洛伐克，对于作家来说，与极权体制做斗争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写作本身。
    回到罗斯和阿佩尔菲尔德的对谈中，他们面对的问题几乎如出一辙。罗斯问阿佩尔菲尔德为何他的小说用第三人称，而不是直接用第一人称写一本幸存者回忆录。他回答说他的所有作品虽然都是个人经历的一个章节，但它们却不是“我生活的故事”，“我生活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业已发生，所以它们已经形成，时间已经将其揉捏成某种形状。照事情发生的原状写东西意味着自己要被记忆奴役。”尤其在写集中营逃脱后在树林里的生活的时候，他想忠于现实，忠于已经发生的，但这样写出的编年史般的叙事反而证明只是“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想象故事”，最真实的东西反而很容易变得虚假。
    “大屠杀的现实超出了任何想象力”，阿佩尔菲尔德的这句话可以作为衡量奥斯维辛之后写作的一个标准。奥斯维辛之后依然有写作的存在，但是面对这种写作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对这种写作的沉思，渴望写作的更为深邃的洞见，渴望写作者面对这一题材时候的小心翼翼的慎重，渴望对大屠杀的记忆和历史的尊重。也许作家只能写他能写的东西，但是要永远不放弃对写“想写的东西”的那种自我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