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4万亿，别忘了制度投资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4万亿可以做许多事。尽管十大政策的效应大多得在未来一个很长的周期后才能显现，尽管增量资金有多少、按什么比例向各相关产业分配还不很明了，但是现在就可以有把握地列出这个刺激经济计划的一系列好处：拯救一部分正萎缩的产业，比如钢铁、水泥、机械制造；遏制新增失业率；改善长期被诟病的公共服务；减轻企业的税负。有分析说，这将拉动GDP1.8至2个百分点。仅这个新增的“2”，就会超过许多主要经济体明年的经济增长，比预测的世界平均GDP也高出一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底线是8%，即通常所说的“保8”，有了这个计划，明年“保8”就不是悬念。
    4万亿方案表明中国宏调政策转向基本结束，也为明年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底调。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中国的扩张性政策将是有力支撑，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在中国的政策带动下，全球可能掀起新一轮刺激经济浪潮。
    刺激经济的政策趋势在地方也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响应。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广东明年打算用1.3万亿刺激经济，上海准备启动大规模基建项目，山东计划用8000亿振兴经济，北京将在两年内拿出财政1200亿至1500亿，带动1万亿社会投资。
    从根本上说，4万亿是两个确认。一是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决心的确认，二是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主要提供者的确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是目前的三大投资主体。如果民间资本能够参与进来，规模将超过4万亿。刺激经济的力度前所未有，在前所未有的投资浪潮中，各方对成效的期望值大大提高。企业主期望脱离对资产安全的恐惧，重新开始资产增值进程；消费者期望脱离对市场前景看不清的恐惧，重新开始财富积累进程。这种期望总结起来，就是内需能够有效扩大。
    但是，即使不将可能出现的腐败、重复建设等痼疾列为投入效益的折损，大规模投入与扩大内需的根本目标之间的链条仍然有点长，特别是消费内需。毫无疑问，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投入足以为必须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提供新动力，但是仍然不足以为普遍缺失的消费信心提供动力。投入分配是明确的，但利润分配仍然有些地方不明确。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收回利润后，利润只能以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这一方式间接地分配给公众。这种分配方式只能间接地削减公众的支出成本，不能直接提升公众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水平。
    正因为这个担心，学界有人提出，投入基建领域的同时，可以通过制度投资部分减免公众沉重的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使公众有余力增加日常消费，从而直接扩大消费内需。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构想。
    超强力度地刺激经济，同时也突出了资本市场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意义。迄今为止，资本市场还没有真正成为扩大内需大方针的同盟者。近期股市的良好表现，不能成为忽视股市结构性问题的借口。如果说实体经济需要资金的投入，资本市场则需要政策的投入。投入的方向就是修正市场的现有制度缺陷。
    市场法则是谁投资、谁受益。尽管此轮政府主导投资的最终受益者是公众，公众通过公共服务的进步享受投入成果，但毕竟不能直接刺激公众的消费意愿。只有给予广大公众财富或获得财富的机会，才能补上这一断裂点。给予广大公众财富是不现实的，国家财政不是无上限的供给者。特别是由于内外经济环境的恶化和政策的调整，国家财政的充裕程度将在明年有所下降。因此，只有通过政策投入增加公众获得财富的机会是唯一可行办法。在目前公众获得财产性收入渠道狭窄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市场的地位是成本最小、经济和社会收益最大的措施。
    减轻公众支出负担、增加公众获得财富的机会，意味着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转变。即从国家为获利主体向公众为获利主体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这种进步正是中国全方位进步的必然阶段。
    更宏观地看，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危机，也是社会领域的危机。这场危机将导致部分旧的金融体系的终结，部分旧的价值观的终结，部分旧的经济决策思维的终结。尽管中国的经济特征不同于其他经济体，但在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层面面临的挑战极为相似。危机本身从来就是制度变革的推动力。中国有条件也有理由在这场全球危机为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中起到引领作用。果断而深入的变革，将不仅给自己带来新的经济活力，带来新的社会活力，而且对于世界的贡献应该超过经济领域。这是应有的思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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