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加息前的反思传统货币政策该转型了

作者：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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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3-19 19:17:56

摘要：王建：加息前的反思传统货币政策该转型了

加息前的反思：传统货币政策该转型了
由于当代通胀性质的变化，货币政策也得跟着变才行，否则宏观调控就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由于去年四季度以来通胀重新抬头，有关加息的呼声又不绝于耳，年初以来央行已经连续四次提升了央票利率，更被市场看做是将要加息的前奏。由于已经有了上一次的失败教训，在我们已经准备采取再一次加息行动之前，是否应该首先从理论到实践认真反思一下，在当今时代，是什么原因使通胀与货币政策都与以往那么不相同了呢？
一、输入型通胀与加息的失效
　为什么货币政策治理不了输入型通胀？
    所谓输入型通胀就是由于进口价格上涨引起使用进口原料的国内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相应减少了利润，而企业为了保持合理利润水平，就用提价的办法向市场释放成本上涨压力，由此引起物价上涨。由于这个原因，国内有人认为中国不存在输入型通胀，因为中国是国际大宗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如果没有中国的需求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不会上涨，所以如果硬要说中国存在输入型通胀，那么中国就是也在向世界输出通胀。因此如果管住了中国的货币需求，就可以通过压缩进口需求来制止输入型通胀，这就是认为货币政策可以压住中国目前通胀的逻辑。
　   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仍然把世界市场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定义在传统形态，错误地认为实物产品价格仍然是由对实物产品的供求决定的，就难免犯了“刻舟求剑”的毛病。
　   当我们看到中国的实物产品供求已经是世界实物产品供求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能够对国际产品供求与价格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候，更要看到中国的货币供求也是世界货币供求体系的一部分，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货币随金融商品的膨胀开始高速度增长的时候，过分地要求中国的货币增长要与实物增长保持一致，能够真实反映实物产品的价值，就是有些天真了。
　   由于虚拟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发达国家的央行和金融机构在未来还会用衍生金融工具创造出更多的金融商品这类准货币，也就会有更多的国际货币资本不断涌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这正是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会在新世纪以来随新全球化进入到高潮而生的基础，而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脱离基本供求关系而上涨将是长期的事情，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也将由此被长期化。
　   如果中国想制止输入型通胀，就得从源头入手，压制住庞大的国际金融资本炒作大宗商品现货与期货的行为，中国显然没有这个能力，紧缩型货币政策就是想管不住国外就管住国内这一头，想在进口价格上涨之后，通过压低国内需求让国内价格涨不上来，但是我们是否想过，当进口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的时候，如果不让企业通过提价向市场转移成本上涨负担，其结果只能是减少企业利润，如果采取了加息手段，由于利息的来源也是利润，就会导致企业利润的进一步减少。
　   直到目前，内生性的增长动力仍很不稳固，正处在由内生性动力逐步替换外生性动力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实施强烈货币紧缩，特别是采取加息行动，其结果必然是重复上次的错误，即通胀压不下来，增长倒被压下去了，从而不利于中国应对2011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世界经济二次探底。
    目前欧元，特别是美元、日元都已对人民币有较大利差，且自去年11月份以来热钱流入又开始明显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继续拉大与主要货币的利差，收到的效果就是政策出发点的反面。
二、结构型通胀与货币政策失效
　   为什么货币政策也治理不了结构型通胀？
    结构型通胀是指由于某一领域的价格上涨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抬升，今天在中国所发生的结构型通胀，是指由食品价格上升所导致的通胀。去年11月，CPI仅上涨了0.6％，但食品价格上涨了3.2％，粮价上涨了7％，由于粮价是食品价格的核心，所以粮价上涨是消费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长期看，至少在未来20年，由粮价所推动的消费物价上涨将是一个长期趋势，这是由中国人口要增长耕地却要不断减少的国情决定的。1998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从那一年以后中国的粮食增长进入了缓慢增长期，耕地面积却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速度加快而迅速减少，这也是为什么会在进入新世纪后结构型通胀成为通胀主因的原因。
　   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农业科技，但是据有关报道，“超级水稻之父”袁隆平说，他可以在耕地面积不增加的条件下解决3000万人的吃饭问题。那其他1.4亿人的粮食从何而来呢？这还是依据现阶段的人均粮食需求水平计算的，实际上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粮食消费也是不断提高的，因为人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就会越多消费依靠粮食生产的肉、蛋、奶等食品。此外，水稻在中国粮食总产出中仅占36％，因为种植水稻需要更高的土壤、肥料和水利条件等，而在中国，适于种植水稻的平原地带正是目前与未来城市化推进最迅速的地带，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水稻这种高产粮食作物的发展。
　   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粮食进口，但是长期以来国际粮食总产量就维持在20亿吨上下，粮食国际贸易量只占世界粮食产量的10％，即只有2亿吨左右，如果中国把未来的粮食增长量放到海外解决，把这两亿吨全部进口到中国也不够，而且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和中东地区的一些主要粮食进口国也不会答应。
    当然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新的农业技术的突破，寄希望于对农田土壤的改造和修建更好的水利设施，但是这些都需要依靠政府特别是农户的投入，这些投入都会计入到农业生产成本中，而且在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的越多，所谓“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就会越严重，即农业生产中的投入增长率大大高过产出增长率。例如，1999～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仅增长了3.2％，化肥投入量却增长了28％，如此就会推动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从而推动中国消费物价水平不断上涨。这样的因素用加息是压制不住的，因为加息既不可能抑制住中国的人口增长，也不可能增加中国的耕地供给，更不能帮助改善农业的“边际报酬递减”。所以，用货币政策解决结构型通胀也是“缘木求鱼”。
三、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
    所谓货币保增长是指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方面是指在输入型与结构型通胀将长期存在的条件下，必须使货币增长率充分反映由于食品与大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所引起的国内物价上涨。因为货币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乘积（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所以如果物价上涨率具有刚性，就必须为物价上涨留出必要的货币空间，否则就会由于银根偏紧而窒息经济增长。
    第二个方面是指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的要求，还必须考虑资产价格上涨的要求。近年来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应不应该把资产价格上涨作为加息的理由。我不同意因资产价格上涨而加息，乃至进行数量型紧缩，理由很简单，由于国际资本有很多流入中国的渠道，而中国的资产价格与国际比较便宜太多，比如中石油与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相当，但是美孚的股价是100美元，中石油却只有不到2美元，因此如果允许发达国家用衍生金融工具制造的货币资本泡沫来大量购买中国的实物资产，就会导致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国财富外流。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发达国家所制造的资本泡沫，中国的证券与地产价格也没有必要以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上涨，而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与资本泡沫，必须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实物资产相结合才能牟利，为了防止财富流失，中国才有必要以拉平国内外的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让国内资产价格水平逐渐上涨。
    所以，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实物资产，就必须防止国际货币资本泡沫的巧取豪夺，而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用中国资产价格的上涨来对冲国际货币狂潮的冲击，以使得国际货币对中国资产的购买力始终能保持在一个相对不变的水平。中国目前还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也没有国际化，这都是对中国人民财富的保护，但是从长远看，中国的金融开放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就应该在中国的实物资产价格上涨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之前，让中国的国民先持有，问题仅在于在这个资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如何能让全体国民分享到这些财产性收入。
    中国目前有超过3000万家各类企业，但是上市公司只有不到3000家，而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一半以上企业是上市公司，因此中国企业产权的资产化过程还很长，而这个企业产权市场化的过程中就需要大量货币。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土地的升值潜力也很大，根据我以前的研究数据，中国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均占地面积比日本还要少20％，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仅东京的地价总值就已经相当于全美国的地价总值，所以中国土地市场化的过程也需要大量货币。因此“货币保增长”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保持”住经济增长的步伐，还有要“保护”中国资产不对外流失的任务，并且必须以中国企业产权和土地市场化的需要为目标来安排货币供给增长率。
　   所谓财政保稳定，就是主要依靠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来消化通胀的不利后果。在经历30年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由于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相差很多，因此由食品价格变化对不同收入群体所产生的消费水平影响是极为不同的。因此，对约占40％的城市中低收入人口进行财政补贴，以使得这部分人的消费水平不下降，是比用加息等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有更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通胀性质的变化，货币政策也得跟着变才行，否则宏观调控就不可能有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