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通”

作者: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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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3-05 21:47:35

摘要:李侃如: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通”

文/桑 端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不欢而散之后,随着对台军售和奥巴马会见达赖等一系列事件,中美关系自去年奥巴马访华之后进入了低谷。不过,对于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目前在北京的访问,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主动提出访华的要求,是希望美中关系能重新聚焦,一同推动双方在重要议题上的合作,并可能对中方高层发出邀请,希望中国领导人出席4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会议。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不可能没有利益冲突,但同时也不可能在全球化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不采取相互合作。而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中历来重视对智库的咨询,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了解美国学者“中国学”的研究现状和水准,以及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对华的经济和外交策略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是美国当代卓有成就并颇具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奥巴马总统中国顾问团成员,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商学院教授、威廉斯·戴维斯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克林顿政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参与并负责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代表其中国问题研究水准的著作《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继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之后的又一部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著作。
历史:
“中国通”主导对华政策

    李侃如师从已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教授,而鲍大可与费正清和斯卡拉宾诺(Robert Scalapino)过去并称为美国的“三大中国通”,是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费正清主攻历史,鲍大可则主研新中国的政治与外交,著有《周恩来在万隆》、《中国西部四十年》,而以李侃如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则恰逢美中关系改善后的改革开放,比前辈有更多机会同中国社会各界进行深入接触。因此可以说,《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的成果建立在西方几代汉学家和当代西方对中国研究的厚实积淀之上。
    而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美国的“中国通”通过著书立说或者政策咨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施加了诸多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国内在一片“谁丢失了中国”的讨伐声中,反共产党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朝鲜战争的结果更加推波助澜。美国国务院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如谢伟思、戴维斯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和迫害。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自幼生长在中国,1949年被聘为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主张承认新中国,后遭到审查和指控,被迫流亡英国。而费正清教授也受到了排挤和冷落。
    1959年,斯卡拉宾诺在一份美国外交政策报告中,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对华政策新建议:放宽对华贸易禁运;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给予新中国事实上的承认等。1960年,鲍大可出版了《共产党中国与亚洲》一书。两年后,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了一个题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的研究项目,前后共出版了8本书,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世界各国的对华政策等方面。作为该项目指导委员会的成员,鲍大可后来成为实际的协调人。
    1966年3月,在主席富布赖特的主持下,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了历时三周的听证会,就对华政策进行辩论。费正清和鲍大可都应邀参加。鲍大可提出了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建议,主张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在美国政界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人也在酝酿改变对华政策。
    如今,新一代的“中国通”与老一代相比,更加重视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渗入决策过程。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应邀到国会作证,就对华问题提出建议,或干脆进入政府部门,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曾经出任克林顿政府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则曾出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美国亚洲太平洋政策研究所所长包道格曾任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基于理性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与熟悉。
学术:
“中国通”在师承中发展

    费正清在20世纪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中居泰斗之位,是历数十年而不衰的“中国通”的鼻祖。费正清笔下对于中国人与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所发表的精简、深入、权威之论,史学界一时无出其右者。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
    上世纪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理论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一直是在一种师承关系中保持线性的深化和发展的。老一代“中国通”通过培养学生,使他们的思想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例如,直接参与中美建交的具体操作的奥克森伯格与李侃如一样,都是鲍大可的得意弟子,而国会研究局的亚太事务专家柯丽·敦伯格和谢莉·康都是奥克森伯格的学生。“中国通”的思想一代传一代。
未来:
“中国通”直言面临挑战

    眼下,李侃如无疑是美国“中国通”里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在对中国发展模式取得的成功表达见解时,李侃如提到了未来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生活的选择面增加了。但是中国现在也面临着重大的制约因素,中国必须用挑战来应对。”
    在《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的第四部分“挑战在前”中,李侃如用四章的篇幅分别论述“经济发展”、“环境”、“国家和社会”等方面的挑战。李侃如认为,对于每一个现代社会来说,历史上它们都经历过几次大的转型,一是城市化;二是市场化(指从封建经济走上市场经济);三是私有化;四是全球化;五是更晚一些的信息革命及信息化。“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经历这些变革,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些变革的速度像中国这么快,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上述变革时的规模像中国这样大。这五大变革的规模程度和快速程度以及同时的特点,都是在中国发生的。但是上述转折中,每一个转折都会带来矛盾,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尽管这些变革对未来是好的,会使未来更加美好,但其发生会对现在造成矛盾和影响。”
    李侃如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科技含量和资源使用效率都比较低,如何进行模式调整是必须面对的第一个挑战。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形成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第二个挑战。第三个挑战来自人口方面,“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社会老龄化将迅速发展,此后的15年里,中国的就业能力人口和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会大大下降,这要求中国将来在服务和财富的再分配进行调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在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很好的,但在将来出现障碍的时候是必须要进行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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