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开财政预算就是不想被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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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1-29 21:25:27

摘要：不公开财政预算就是不想被监督

本报评论员任孟山

   眼下正在进行的地方两会中，要求公开财政预算又成为了代表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湖北、广东、北京等地都有体现。
    这是近几年以来，在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中被高度关注的问题，不过，得到的结果总是差强人意。在我的印象中，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代表和委员出来公开发表意见，媒体都会刊载大量的采访稿件和评论文章。不过，财政预算的公开步骤还是相当缓慢。
    财政预算应该公开的道理，已经不需要多讲了，再讲就无聊了。因为，道理实在是简单而又明了：撇开公民知情权、民主政治建设、国家法律规定等这些宏观议题不谈，我们只要看一点就够了，即不公开如何监督？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不公开就是不愿意让你监督。
    这其实是最核心的。因为一旦相关信息公开，权力施展的空间就会被严重压缩，长官意志的发挥就会受到严重束缚，“集中财力干大事”的大手笔可能会严重减少。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财政预算公开的速度像蜗牛爬行，急死人不偿命。
    比如，上海律师严义明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开振兴经济的4万亿元的资金来源和具体流向，但只不过得到了一个4万亿投资的计划，内容空洞而没有细节；北京市民朱福祥向国家审计署提出申请，要求公开北京市违规使用的土地出让金数量和该市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土地净收益数额，被以“信息敏感性强”为理由驳回；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成立了一个小团队，向全国31个省市财政厅发出申请，要求提供2006年度财政信息，其中有12个省市无任何回应，而回应者的内容则非常之简陋。
    但是，最近几年，由于一些民间人士的持续推动，有些地方政府感到了压力。比如，政治学出身的归国博士吴君亮，成立了“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致力于搜集有关公共预算的信息，并对此进行讨论和研究。2009年10月份，其团队成员之一李德涛，同时向广州市和上海市提出财政预算公开申请，广州市在接到申请后的第8天予以公开，引发了舆论轰动。而以“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上海则受到强大的舆论批评，最后不得不公开其部分财政预算。
    可是，这种进步毕竟是星星之火，或许它能燎原，但何时才能燎起来，谁也不知道。于是，有人将财政部日前向各地财政机关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看做是一个制度性建设的信号。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看，但有些专家给出的警告还是应该悉听尊言。因为，由于要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和范围作统一要求”，其实是在应对各省市步骤不一、公开信息内容不一、细节不一等问题，减轻不公开、公开较少、公开较笼统等省市的压力，就像上面提到的李德涛同时申请，却结果不同，上海就受到了很大压力。而且因为“统一”，可以避免地方政府被各个击破。
    其实，相对于预算公开而言，决算公开的意义更大。但即便如此，还是进展缓慢。显然，从道理上讲，不应该如此。可是，从现实社会的发展状态来看，就是如此。核心问题就是对权力的监督问题，这与官员财产公开遇到的障碍是一样的。
    财政预算公开与官员财产公开，看上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关系到机构，后者关系到个人；前者较为宏观，后者较为微观；前者的敏感性较低，后者的敏感性较高。但即便有这些不同点，两者其实是相同性质的问题，即都与权力和官员相关，都与民众的知情权相关，都与制度建设相关，都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关。
    看起来，这些问题都很巨大，不仅牵涉到国家发展，也牵涉到民众福利。可是，好事还是不能成行。显然，这些好事做了，可能有些人会遭殃或者说受到牵连。于是，像财政预算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这类的事情也就不可能推进神速：信息都公开了，官员的行为岂不是会处处受到掣肘？
    所以，当下的转型中国社会中，很多事情之所以千呼万唤不能成行，有一个理解角度就是，这事与权力关系大不大？或者说，与官员关系大不大？如果太大，就很麻烦。中国的事情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关键是当官的愿不愿意干，政府想不想推动，其他的，都是技术层面的事情，困难都可以很快解决。我认同这样的说法：不要怀疑政府的能量，关键是这个能量是不是朝着好的方向释放。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讲，一个国家越发展，秘密就越少；一个制度越成熟，秘密就越少。秘密越少，不仅意味着社会运行成本越低，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这个说法放在官民之间，同样适用。君不见，有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祸起于谣言。谣言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秘密太多，不能说的东西太多。既然已经废止了财政预算的“国家秘密”身份，就该说了，说了天不会塌下来。